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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慈禧刚死​载沣​就要诛杀袁世凯,为公还是为私?

选择字号: 超大 标准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06日 | 作者:搬砖小青年 | 0个评论 | 94人浏览

○摘自《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金满楼(著),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授权合作稿。

载沣与袁世凯的较量

文:金满楼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清末新政以后,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汉人的势力在不断壮大。特别是袁世凯,其年富力强而又党羽甚众,皇族亲贵们怎能不忧心忡忡。这不,载沣刚刚上台,肃亲王善耆与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

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如不对袁世凯速作处置的话,“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就连恭亲王溥伟,他也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予其祖父的白虹宝刀,向载沣献计说要亲自手刃了袁世凯这个元凶巨恶。

载涛曾不无客观地说:“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但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

▲载沣,宣统帝溥仪生父,清朝宗室,于宣统年间任监国摄政王

1906年前后,袁世凯身兼八大臣职位: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手里还控制着近十万人的新军,其势力足以令整个清廷为之心惧。

慈禧太后在世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对袁世凯有所控制,如相继收回北洋四镇的兵权及军事学堂的管理权,1907年又将袁世凯上调为军机大臣,令其脱离地方等。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动摇袁世凯的势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思虑再三后,载沣与隆裕太后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另一位军机重臣张之洞听说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其表示:“当今伏莽未靖,人心未安,冲帝登位,正赖老臣协力同心,辅弼幼君,以安人心。安人心即安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今摄政王即位,第一道上谕即诛及老臣,臣以为不祥之兆,且与国家攸关,非国家之福,期期以为不可。”

▲载涛,清末宗室,晚清重要政治人物

按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他的话其实也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他,张之洞的态度都在有意或无意中保全了袁世凯。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他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与世续。

在这几位军机大臣中,奕劻、那桐、世续均与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至于袁世凯多年的部属,如唐绍仪、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更是遍布各省各地各个紧要位置。如果载沣贸然行事,一意孤行,恐怕会后患无穷。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毕竟是军机重臣,杀他固然不智,不过驱袁还是可以办到的。说来有趣,皇权体制下,载沣一句“足疾”就可以将袁世凯罢职,而位高权重、根深蒂固如袁者其实也不能如何,最后还不是屁滚尿流地留折谢恩,连夜出京,岂敢有一丝一毫地抵抗。

对此,时为京官的曹汝霖不无客观地评价说:“摄政王此举,真是不知大势,显其低能。不察国家利害,只知为先兄皇帝复仇,何其小也。摄政王对我关心,不能不感他知遇,然以他罢斥项城,起用亲贵,仍觉有‘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之感,不足与言国事也。”

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

民国以后,袁世凯声名狼藉。有人便慨叹载沣当年为何不对袁世凯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不过,笔者却以为,幸好载沣没有对袁世凯痛下杀手;若是当时杀了袁世凯,没了这个可以缓冲各方矛盾的中间力量,爱新觉罗皇族在辛亥年非但要亡国,弄不好还会亡族。

驱逐袁世凯的那道上谕也写得很有意思:“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谕旨下发第三天,袁世凯即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地离开了京城。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张之洞不久即告去世,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清除:杨士骧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

▲张之洞,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

表面上看,这是载沣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派与当权派的权力之争。载沣主政之前没有自己的人马,他所能接触到并信任的,也只有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这些身边的亲贵,而这些人不管有才无才,都迅速集结在载沣周围,成为一个皇族亲贵集团。一言而蔽之,载沣集团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他们当时手无实权,要想获得权力,必须排斥当时的实权派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及他们的人马。


载沣集团与庆亲王、袁世凯集团之争,并不是简单的满汉之争。事实上,庆袁集团的首领与后台正是载沣的皇叔、庆亲王奕劻,而满人中的重臣端方、那桐等人和这个集团的关系也极为紧密。奕劻与袁世凯的结合,表面上是由于袁世凯贿买了奕劻,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但事实上,奕劻何尝不是要靠袁世凯来保住他的地位。

简而言之,奕劻、袁世凯集团实际上是皇族元老派和新北洋派的联合。正如溥仪后来说的,“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溥仪的明白话不多,这句算是一语中的。

经过近两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朝廷中优势明显,不过实际效果则要打个大问号。毕竟,载沣不是那种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政治强人,其为人软弱,朝中敷衍拖沓之风比慈禧太后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再者,清朝已是260年的老旧破船,多年固结的贪污腐败之体制积习,即使载沣有心整顿,恐怕也没有这个本事和精力。

更要命的是,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大获全胜,但在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而这也为后者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也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如美国学者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被迫授予他们政府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

以载沣的性格与能力论,他或许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其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为严峻。对当时的载沣来说,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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