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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南融合、西交流、北防范」战略方针

选择字号: 超大 标准 发布时间:2018年03月14日 | 作者:搬砖小青年 | 0个评论 | 694人浏览

西汉帝国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历时210年,其中汉武帝时期一人就独占了55年,他统治的时段又是西汉王朝的最强黄金时代。放眼中国周边地区,此时仍是一片蛮荒,而汉武帝的中国,已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十分成熟的国家。

任何一个在位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的帝王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深刻的烙印,而汉武帝更以其多血质创造型的性格,让他的55年成为历史上漫长而不乏精彩的一段。

汉武帝:秦始皇事业的继承及发扬光大者

汉武帝,姓刘名彻,小名刘彘,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作为帝王,他是一个幸运儿。他本非嫡子,但因其母王娡在宫闱斗争中击败其它后宫佳丽取得皇后宝座,遂子凭母贵,成为太子。

他的曾祖父汉高祖刘邦为他打下了北达长城,南抵南岭,东到大海,西至川陇的大好河山,他的祖父汉文帝刘恒和父亲汉景帝刘启实行休养生息,半个世纪的积累使得“钱累巨万”、“太仓之粟充溢露积”。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5岁的刘彻继承了汉朝帝位。但汉武帝在位的前6年,在他祖母窦太皇太后为首的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集团束缚下,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和抱负,直至公元前135年才真正成为帝国的主人。

匈奴从西汉立国初年便已成为中原的心腹之患,抗击匈奴一直是汉武帝时代的基本国策之一。汉武帝总共组织了多达16次的对匈奴战争,其中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夺取了河套平原,使长安免除了匈奴的直接威胁;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夺取了从今甘肃兰州直至新疆罗布泊的大片土地,使汉人的势力范围伸入到西域;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以倾国之力出击,直插匈奴心脏,封狼居胥,从此“漠南无王庭”。

在这个英雄年代,成长出了卫青霍去病等出身卑微的杰出将领,他们成为“汉朝精神”的象征。文化发达的汉朝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匈奴的胜利,也是人类文明的胜利,使得文明能够更好地发展和传播。

汉初疆域

汉武帝的武功绝不止于对匈奴的战争。在南方,他先后消灭了闽越、瓯越、南越三个国家,将东南越族地区纳入汉朝版图;在西南,他派司马相如等以招抚兼武力胁迫的手段,征服了当地未开化的夜郎等民族;在东北,他征服了古朝鲜国,设立汉四郡。

但意义更大的是凿通西域。为斩断匈奴右臂,他派张骞出使西域,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探险家经过两次难以想象的艰难跋涉,终于打通了中亚文明同东亚汉族文明之间的通道,这也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段。这条大道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同西亚乃至欧洲等文明交流的主干道,佛教由这条大道传入,而造纸术、指南针等也由这条通道传出(虽有“海上丝绸之路”,但其作用难以跟陆上丝路相比)。仅仅凭借这一点,汉武帝已足以排进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帝王名单中矣。

其后,汉武帝通过招抚为主兼用武力的手段逐渐使西域成为汉朝的势力范围,但其中对大宛国的战争沾满了汉宛两国民众的鲜血。

汉武帝虽谥为武,但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绝不逊色。他即位初年,便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尽管儒家在他在位期间并未真正成为一尊,但在他的后继者们的不断强化之下,终于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想体系,深入到汉民族的骨髓中,并压制了其它思想的发展。

他建立太学,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办学的开始;他建立乐府,这种诗歌形式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他还派邓平等人制定了太初历……

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他的一个重要政策是削藩。他采纳了主父偃的主张,施行“推恩令”,使诸侯的领地越分越小。弱小的诸侯不再具有与中央抗衡的能力。

他下令统一五铢钱,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又将盐铁的专卖权收归国有,还采纳桑弘羊的主张,设立平准官,由政府控制物价,经营贸易。

多血质创造型的汉武帝一生功业累累,但他的一次次征战和大兴土木也耗尽了汉初几代人的积储,尽管有善于敛财的桑弘羊等计臣,但仍陷入巨大的财政亏空中。到晚年,他的猜疑和暴虐终于酿成巫蛊之祸,京城一片血腥,包括皇后、太子、公主、丞相在内的很多人均怀着对他的愤恨而含冤死去,这促使他晚年下了罪己诏,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表示不再主动用兵,将重心放在民生上。


汉武帝同秦始皇一样,是个影响远超一朝一代的帝王,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疆域的影响延续了两千年。

将他与秦始皇作比较是十分有意思的,两人有太多共同点,都好征伐、好巡游、好猜疑、好诛杀、好土木、好神仙。

秦始皇统一了中原,但短时间之后重新陷于分裂,汉初虽重归一统,但诸侯国的力量很大,分裂隐患不小。是汉武帝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并将秦始皇时取得但已脱幅离去的,甚至一些从未取得的地区均纳入华夏版图。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汉武帝则试图在文化思想上统一华夏。

从这些角度来看,汉武帝是秦始皇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汉武帝比秦始皇走得更远,但考虑到汉武帝的功业毕竟是建立在秦始皇的基础上,所以他对历史的影响应略低于秦始皇。

在武帝时期,大汉版图迅速扩张

汉武国策:南融合、西交流、北防范

看历史书,常常有古代汉人歧视匈奴的记载,如《汉书.匈奴传下》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史记.陈子续列传》云:“彼匈奴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

身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从小在平等、文明、博爱等传统价值观熏陶中长大的当代中国人,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好意思,以为我们的祖先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者。直到某天,一位玩古董的朋友拿来一本不知怎么得到的,新出土的、失传已久的古书《大汉逸志》,改变了我的看法。 

这本《大汉逸志》之前我从没听说过,作者的姓名和生平均不详,推测大概是东晋时期的汉室后人,书中记载了两汉时期一些奇闻异事,怪力乱神等等,虽然大多数故事荒诞不经,但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其中一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话说汉武帝元空二年,有一个匈奴史官,本名不知道了,只知道汉名字叫燕从日(这名字够怪的),到长安太学堂讲学,宣讲匈奴的历史文化,其所讲的知识令听课的太学生很不舒服。当燕从日说到“当年冒顿五次带兵杀掠山东,掠走人牲十万头时”,终于有个太学生忍不住了,走上台打了燕从日一个巴掌。

此事在长安轰动一时。当传回匈奴后,则引起了匈奴的举国愤怒。燕从日在匈奴中很有名,也很得支持。而且匈奴人认为燕从日的话根本没错,而且每一个匈奴人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若回到几十年前,他们也会毫无犹豫地追随冒顿,杀掠山东的。

燕从日的话只不过是每个匈奴人的普通想法,而号称礼仪之邦的汉朝的太学生竟然因为意见不合而打老学者,应该严惩不贷。

汉朝人则大多数认为,说这种话的人,没有人性,冒顿的杀掠就是强盗,我汉人为什么要站在强盗的立场上看问题,有哪个正常人会站在强盗的角度上看问题?从而引发汉人与匈奴人一场骂战。 

这件事在一般人眼里只是学术之争,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想到的是,此事竟然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汉武帝。这倒不是因为燕从日,而是这场骂战体现出来匈奴人的意识形态令汉武帝吃惊。

以前,汉人总是认为,当年冒顿带兵入侵中原,虽然给大汉带来了巨大伤害,但战争只是匈奴内部极少数好战份子发动起来的,广大匈奴人民是无辜的,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汉人以前总是按“人之初、性本善”,“有教无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传统价值观来看待世界,汉人民和匈奴人民都是劳动人民,是友好兄弟,所以,不能把过去冒顿发动的战争的责任强加到后世的匈奴人民的头上。 

但此次匈奴人的反应却很让武帝吃惊,广大匈奴人竟然如此崇拜冒顿,支持冒顿杀掠大汉,这完全颠覆了匈奴人在武帝心中的形象。

一个民族有少数极端份子不奇怪,但整个民族都支持战争狂人,那就须提防了。 

汉武帝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下令丞相陈子续、司徒邬友两位大臣彻查此事。这两位当世名儒带领一群学者,参阅无数典籍,深入考察了解周边各国社会文化,写成了奏章《华夷之辨疏》,呈给汉武帝。 

奏章大意是这样的: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难以自力更生。他们的社会生产、民族意识决定了他们的野蛮、嗜杀,崇拜的只有暴力,信奉的是成王败寇,而根本没有汉人该有的正义与邪恶的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的特点,这种野蛮的意识形态会一代代传承下去,几百年也难以改变。

我们汉人在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的教育中长大;他们匈奴人在学习狩猎、抢掠、杀戮的教育中长大。

我们汉人在听着父母讲述的孟母三迁、大禹治水等励志故事中长大;他们匈奴人在听着父母讲述他们祖先当年英勇追随冒顿征伐、杀戮、抢掠的血腥故事中长大。

我们汉人以圣贤为榜样,以圣贤为楷模;他们匈奴人眼中以强盗屠夫冒顿为楷模。

我们汉人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标准来辨别世间的是非正邪;他们匈奴人以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场上来辨别世事的可行与不可行。

我们汉人以神圣吉祥的龙为图腾;他们匈奴人以阴险狡猾的狼为图腾。

我们汉人努力把后人培养成文明人,而匈奴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野蛮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匈奴人的文明程度与汉人相距太远,难以教化,不仅难与汉人长久和平共处,更难以融合。所以,匈奴中出现燕从日这样把杀掠汉人当做他们喜剧的人,而且匈奴人一边倒地支持燕从日,就毫不奇怪了。 

奏章还分析了周边各个族群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习性。像南方众多部落以农耕为主,可以自力更生,习性与汉人相近,意识形态较温和。西域各部既牧既耕既商,意识形态较温和,但习性与汉人较远。这些族群的意识形态与匈奴又各不相同。

汉武帝看了奏章后,这个伟大政治家当即制定了“南融合、西交流、北防范”的方针,并定为国策长期执行。

具体情况就是:对于南方那些习性相近、文明程序较高、意识形态较温和的农耕族群,采取民族融合政策。比如,汉武帝把东瓯人迁入江淮,他们很快与汉族融为一体,为保卫和建设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 

而对于西域那些既牧既耕既商、意识形态较温和、文明程度较高,但生活习性与汉人差别较大的族群,采取了偏向和平共处、友好交流的的政策。汉朝为此开辟了丝绸之路,加强了贸易和交流。

而对于匈奴这些还处于野蛮意识形态、文明程度太低的族群,汉朝一直保持防范态度,几乎就没有信任过,匈奴楼烦、休屠两部投降汉朝,汉武帝把他们安置在边地,不让内迁。这与让东瓯人内迁形成鲜明对比。

后来,北匈奴强大的时候汉庭就扶持南匈奴,南匈奴强大的时候汉庭就扶持北匈奴,总之,不予信任,不予内迁,不予融合。 

在这种环境下,汉朝人当然对匈奴族群没有好感了,什么匈奴“人面兽心”的话自然就在汉朝流行开来,成为对匈奴普遍的客观的描述。 

而且,当时谚语有云:“一个匈奴不是匈奴,一群匈奴必是匈奴”。单个匈奴人,生活在汉人当中,受中华文明的熏陶,本民族意识就较为薄弱,心态、意识就比较偏向文明,所以,金日磾一个单独的家庭生活在汉朝,可以终生忠于汉廷。而一群匈奴人在汉朝群居,必定寻找族群的认同,民族意识比较强烈,而匈奴的民族意识尚处于野蛮状态,与中华文明难以相容,所以赵信和他的匈奴部族最终背叛汉朝、与大汉为敌。

可见,汉人对匈奴人的态度,是基于匈奴人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基于他们的民族出身。

可惜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汉武帝这种把各个民族按照文明程度的高低差别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区别对待的做法,违背了“人之初、性本善”、“有教无类”等传统价值观,也违背了“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传统思想,更不利于中华泱泱大国的高大形象,因此该国策没有向社会公开,只是在皇室内部秘密传承。 

无论西汉东汉,汉廷都忠实地履行了汉武帝定下的“南融合、西交流、北防范”国策,保证了汉朝的强盛,保证了中华民族不受蛮族的腐蚀。相比于后世的晋、唐都是亡于内迁的蛮族作乱,高下立判。 

然而,到东汉末年,曹操掌权,为了抵御蜀国的锋芒,一改“北防匈奴”的政策,将大量内附的匈奴人迁到关中协助对抗蜀军。这可是昏招啊。曹操在历史上其实也能称作很优秀的政治家,但汉武帝却被称为伟大的政治家,比曹操高。以前我总想,曹操的能力未必比刘彻差,只不过历史形势使得曹操的功绩和影响不如刘彻罢了。现在我才明白,汉武帝的伟大绝非浪得虚名,就算与曹操这样的牛人相比,在个人能力和眼光上,曹操都比刘彻差远了——这就是一个优秀政治家与一个伟大政治家之间能力和眼光上的差距。

后来西晋政府更是昏招迭出,将北方胡人大量迁入中原,妄图效仿汉武帝融合东瓯人,来个民族大融合。这种天真的、一刀切的、东施效颦的、不顾各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政策埋下了亡国灭族祸患。

事实证明,由于游牧蛮族尚处于野蛮状态,与汉人在文明程度上有巨大差距,在他们意识形态还未进步到文明社会之前,是很难真正与汉人和平共处的。在中原帝国强盛的时候,游牧蛮族表面上归顺,但在中原帝国衰弱的时候,他们的野蛮本性就会暴露出来了。后来西晋八王之乱,中华衰弱,那些平时与汉人生活在一起的、以狼为图腾的野蛮人,马上对身边的汉人举起了屠刀,中华几乎亡国灭种。 

《大汉逸志》的作者身处东晋时期,对当时的汉人被胡人大肆屠戮有切肤之痛,故记下此事警示后人。

看了《大汉逸志》,我感慨万千,深为自己之前的肤浅而惭愧,没想到祖先的见识达到了很高深的层次,他们不是因为匈奴人的血统和出身而歧视匈奴,而是因为匈奴野蛮的文化而防范匈奴,是为了保卫中华文明。 

现在西方流行一种观点——“文化的冲突”,即认为人类历史上国家民族之间的很多战争、冲突,其造成的原因并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文化的冲突。利益的冲突相对容易协调,文化的冲突则难以协调。而讽刺的是,虽然欧美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但一百年来都没找到正确的对策,至今欧美仍被种族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而我们伟大的中华祖先,早在两千年前就认识到了“文化的冲突”,而且对不同文明程度的民族分别采取了“融合、交流、防范”的对策,这条政策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相当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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